作为实现意思的下位基准，可以考虑以下因素：认识事实的实现可能性的程度。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我们应该积极运用机器人法官辅助建立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但也要警惕过分依赖冷数据和机器智能造成新的司法不公。
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可能需要修改或重写。其四，程序正义仍然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方法，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基于目的正义的必要调整也是不可缺少的。许霆案最终认定的犯罪金额是17.5万元，终审判决有期刑期5年。一位审理合同纠纷的法官，亲人曾被诈骗得倾家荡产。目前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法院引进的机器人法官的功能都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回忆一件事情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事实重现的过程，也是对事实进行心理重构的过程。公正审判所需要的情感难以及时准确地进入机器人的决策系统，恰当地运用自由裁量权是机器人难以习得的智慧，有丰富实践经验、有人性情感、有法治精神的法律人比装满程序和大数据的机器更能准确地适用和解释法律条文。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将故意理解为积极追求某种结果发生的主观意志或态度的话，一方面，故意的成立范围将过于狭隘，另一方面，故意的认定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被告人可以轻易地否定自己不追求结果的发生。
根据动机说，才能将两者统摄于一个故意概念之中。第二，该事实在社会一般人看来是无法容忍的。[26]据此，普珀提出一套根据风险的层级来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体系：先根据经验区分危险的种类，如果某一行为具有适合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则为故意危险，反之则为过失危险，当行为人在行为当时认识到其行为具有故意危险，只要该危险最后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即可将其归属于行为人的故意，至于行为人在心理上对于结果的发生抱何种态度，是欢迎、接受、希望、还是痛苦，在所不问。参见杜宇：《基于类型思维的刑法解释的实践功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两被告人的共同放火行为，客观上足以危及公共安全，主观上明知放火行为会危及公共安全，为实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仍放任这种危险的发生，符合放火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构成放火罪。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明确指出，故意并不会像是找到凶手一般被发现，而是经过事实之审查后作出的一个规范性判断，评价行为人具有高度的可非难性。
问题是，大到什么程度就变成故意了。然而，自从德国学者贝林创设构成要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一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以来，开启了构成要件实质化的进程，尤其是伴随着心理责任论向规范责任论的过渡，故意也开始走向客观化与规范化。例如，2014年7月30日，被告人詹桥驾车将情人秦某某带到水库岸边，在车内秦某某追问被告人詹桥是否在前天去武汉会见另外一个情人时，遭到詹桥的否认。[37]客观归属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为人所制造的不被法所允许的风险是否在构成要件的射程范围内实现，因此这里的故意就是指对于自己的行为制造了侵犯法益之危险的认识，其认识程度必须达到能够预见到这种危险不被法所允许。
[11]Winfried Hassemer,Kennzeichen des Vorsatzes,in: Gedaechtnisschrift fuer Armin Kaufmann,1989,S.294ff. [12]Winfried Hassemer, Kennzeichen des Vorsatzes, in: Gedaechtnisschrift fuer Armin Kaufmann,1989, S.301f，304f. [1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高法刑终字第52号刑事判决书。此外，根据意志因素的强弱，研究者将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关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故意是犯罪事实在主观层面上的反映，据此对于认识的可能性程度做了如下分级处理：其一，当犯罪事实本来就没有在脑中闪过时，在脑海中就没有描绘相应的画面，犯罪事实不具有在主观层面上的反映，因此，该情形是无认识的过失。[50] 3.不作为犯中故意的认定 目前为止，刑法学界关于不作为犯的讨论，基本都围绕着不真正不作为犯展开，而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中，几乎把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或者保证人地位上。
然而，这种不可确定的状态通过行为人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就结束，对是否可以说行为人已经做出了决定，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责任编辑：杜小丽） 【注释】 作者简介：李世阳，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国《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只是一种注意规定而已，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是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是对故意的认定，另一方面是对于故意犯罪的量刑做分级处理。陈某收赃金额一千余万元。
如前所述，关于这一点，可能面临的最大批判就是将会导致故意与过失只存在量上的区分，没有本质性差异，两者的界限势必变得模糊。很显然，如果线上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与线下的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的话，就能打击线上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这一立场一直以来都遭受诸如以下的批判：第一，故意与过失仅仅在对于结果发生的认识程度不同，是量上的区别，容易混淆了故意与过失的界限。[42] 可以将该案的作案流程归纳为数据获取和提供层次、软件和黑卡提供层次、扫号获取密码层次、使用账号盗窃资金层次、收赃层次等五个环节。因此，被告人不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相反，作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承担通过法定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17]参见［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第三版），成文堂2016年日文版，第179页以下。
例如，当行为人拿尖刀捅了对方的心脏，致其当场死亡时，综合考虑尖刀的锐利程度、长度、刺伤的部位、捅刺的力度、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件发生的起因等客观因素，即可判断该行为的危险程度及其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据此得出行为人具备故意的结论，至于行为人对于被害人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影响故意的认定。故意的认识对象是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认识程度需要达到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即认识到了实行行为侵犯法益的危险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过失犯仅需要具备抽象的预见可能性，可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区分故意与过失。
[44]因此，根据笔者的观点，肯定张某与胡某构成共同犯罪并不存在障碍。车辆行驶二三十米距离后，晏某某未见刘某某，但并未停车查看，仍继续行驶，导致刘某某被客车碾压致死。
据此，我国有学者在反思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模糊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界限，将其视为复合罪过，以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从而提高办案效率。[49]参见［日］中野次雄：《方法错误与所谓的故意的个数》，载《团藤重光博士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二卷），有斐阁1984年日文版，第217页以下。
显然，该法院以法定符合说肯定了故意伤害罪的成立。与此相对，这一死亡结果可否归属于行为人对于死亡结果发生之盖然性的认识这一问题则是主观归属的领域，当从既有危险导向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这一因果流程都在被告人的认识范围之内时，即可肯定故意的成立。[39]还有学者从解释论的进路出发，将故意与过失视为一种层级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其三，当犯罪事实在脑中闪现，行为人并没有细想怎么办而实施行为时，就描绘了犯罪事实与非犯罪事实的两幅画面，因此可以肯定未必的故意。
对于该案件，河南省篙县人民法院认为，判断行为人的放火行为是否足以危及公共安全，就要结合放火的地点以及放火时周围的具体环境等因素来分析。在故意的认定上，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行为人认识到危险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这三点组成了基本的判断结构。
如果没有开发并大量贩卖盗取数据库的软件，公民的个人信息就不会被大量盗取。笔者赞成将这一观点适用于解释打击错误的情形。
按照该观点，在上述案例中，张某等人虽然将其所开发的盗号软件贩卖给胡某，但对胡某会将该软件用于何种犯罪行为这一点并不知情，更谈不上与胡某共同希望或放任犯罪结果发生。（五）实现意思说的具体适用 实现意思说认为，有必要将故意的认识要素与意志要素放在构成要件故意（违法故意）的层面上进行考虑，在这种意义上，当存在指向结果发生而操纵行为的实现意思时，就肯定故意。
因此，这一可能性的分级理论并未成功，反而使故意与过失的认定标准更加模糊。由此可见，该故意概念虽然重视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但该认识的对象既包括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包括对于违法性的预判，这样可能会导致区分不法与罪责的阶层性犯罪论体系崩溃。于是，例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一个高度危险的行为，也完全能够认识到这种危险的存在，但却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并不追求结果发生，或者，行为人虽然积极追求结果发生，但所实施的行为并不具有足够的危险性或者对该危险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二）基本结论 于此，笔者将本文的基本结论概括如下：故意的认定仅仅需要考虑认识因素，并不需要考虑意志因素，意志因素以认识要素的具备为基础，并由认识因素推定，其本身只是一种量刑情节。
在阻拦过程中，詹桥因失去平衡倒在水中，其间用脚踹了秦某某一下。因此，从传统的关于共同故意的理解出发，必然得出不构成共同犯罪的结论。
不过，从上述理由来看，费尔巴哈另辟蹊径，为结果加重犯这一概念搭建了基本的框架，即故意的基本犯+过失致人死亡。对于司法实务而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已经合法获得的证据认定故意的存在，对于学说而言，核心的问题则在于对故意的成立要件进行定义。
然而，这也不得不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判断，考虑哪些因素以及不考虑哪些因素，只能取决于具体的案情，最后不得不泛化为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这样的标准。也就是说，对规范意义的探寻，应回溯至作为规范基础之类型，对超出类型轮廓的行为，则应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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